顶尖大学的学位成了新的“遗产”。学校教育也成了精英们维持自己孩子的收入水平，将特权传给他们的一种手段。年入百万的精英家长们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一所好大学，这已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笔下的“阶层巩固”转移了环境，“婚姻情节”让位给了“大学情节”（College Plot）。今天人们可以为了爱情而结婚，但学校教育（Schooling）却被竞争束缚着。这过程中，教育（Education）多少被扭曲了。
2010年代，福布斯400名最有钱的美国人中，每10人中有7人“白手起家” ，这些人创造的财富已经超过了纯粹继承者的财富。现在，一个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20倍，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达西先生与普罗大众的财富差距。
美国精英们从工作中获取巨额收入：金融界的专业人士、标准普尔1500指数公司的副总裁及以上职位、精英管理顾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专业医生共同构成了美国最富有的1%，甚至0.1%的家庭。
他们的收入有四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不是来自土地、机器或其他资本，而是通过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换来的。若是放在1960年，富人的劳动只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在法律领域，排名前10的法学院毕业生比排名21到100的法学院毕业生平均多赚一半；在美国最赚钱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年薪超过600万美元，90%以上的合伙人都毕业于排名前10的法学院。顶级投资银行只从少数几所顶尖大学招聘，而美国近50%的企业领导人、50%的最高政府官员、60%的金融领导人集中在12所名牌大学里。
今天的教育也像是曾经的婚姻。学生和学校需要应对一个竞争激烈的双向匹配系统——类似奥斯汀描述的婚姻市场的现代版本。使“大学情节”圆满落幕的必要条件恰好也是资源、技巧、判断和运气。
一方面，优秀的学生都想去最顶尖的学校。以法学院为例，每年约2000人被前五的法学院录取，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去排名前十名以外的法学院就读。美国本科录取同样是十分困难的，哈佛、斯坦福只录取5%不到的申请者，哥大、普林斯顿的录取率不到6%，MIT、耶鲁的录取率不到7%。
这种竞争也延续到了美国的精英高中。像曼哈顿的Dalton和Spence高中、洛杉矶的Harvard-Westlake高中录取率约10%。为了进入这些高中，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选择精英初中、小学和学前班。一心想上藤校的家庭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打一出生起就被竞争裹挟着，这种内卷的氛围就是教育工具性的价值创造出来的副产品。
另一方面，所有大学都想录取顶尖人才。例如，只有4%的法学生能够在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就读，但这些法学院却录取了三分之二的LSAT分数在99%以上的申请者。U.S.News排名前20的大学只占全美大学生不到1%，却吸纳了四分之一SAT阅读成绩超过700分的申请者。大学抢学生与学生抢大学的竞争同样激烈。
教育等级制度招致无情的竞争。就像达西先生只会娶一个女人一样，只有少数人能在教育中出人头地，为此精英家长卯足了劲把孩子送进那些毕业就能胜任顶级职位的大学。
这种竞争最明显的隐患是，特权阶层更容易靠精英教育巩固阶层。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所招收的来自最富有的1%家庭的学生通常比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要多得多。家庭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白人学生占到了哈佛总录取人数的15%以上，尽管这种收入水平在全美任何种族人口都不超过5%。
然而精英大学的排他性（Exclusivity）依然根深蒂固。校友子女申请者（Legacy Applicants），主要是白人和富人，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比例是非校友子女的5倍。
竞争性教育的另一个隐患是，它扭曲了学生对专业的自由选择。当学校教育成为了获取收入和地位的途径时，学生只有动力去学习那些投入回报高的科目，从而促使太多人学习金融和法律这些为少数富人服务的专业，很少有人学习教育、护理和工程这些能为社会带来实质性贡献的专业。
艺术、文化和社会服务都使得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它们在市场上很难货币化、资本化。因此，竞争性的学校教育正在促使学生远离这些领域。在这种教育风气下，学生对人文学科的兴趣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远离人文学科是竞争性教育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项标志：它歪曲了当代文化对教育的理解，使我们忘记了教育在追求财富地位之上的价值。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过：“教育是人在智力和情感上形成对自然和同伴的基本性情（Fundamental Dispositon）的过程。”
教育的核心目的应该是帮助人们接触世界，成长为独特的自己。在这过程中，学生发现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之间重叠的部分并加以发展。受过教育的人了解自己和世界，他们有技能和意愿让世界变得更好。
杜威眼中的教育本质是民主的，不强调等级划分，更不倡导竞争。思想和承载它们的书籍、图书馆应该是免费的。我们原则上是可以通过学习和交流了解自身和世界，并学习改善世界的技能的。
而在“大学情节”中，教育作为获得收入和地位的工具是被扭曲的。尽管没有人推选College Board和U.S.News，他们已经成为了高等教育的规划者，决定着哪所学校高人一等，哪些人出人头地。
为了合理化它们的执行权，这些规划者经统计学验证的标化成绩、GPA和精心校准的排名来评估教育质量。测试和排名背后的“科学方法”为的是让规划者构建的教育等级制度合理化。然后，学生和学校围绕着分数和排名来定位自己，争相展现出他们的精英性，就像奥斯汀笔下的贵族通过精致的礼仪来维持他们的特权一样。
正因为大学排名在学生申请学校时起到了主导作用，所有大学都缺乏安全感。排名总是悬挂在管理者的脑海里，每出现一个问题，他们都要问：“这对我们的排名有什么影响？”学校甚至会聘请顾问来告诉他们如何提升排名？
可惜，这些努力并不是纯粹在为教育服务，一些教育工作者对此感到反感。纽约州文理学院巴德学院校长Leon Botstein对此调侃道：“他们接下来可能要给教堂排名。你知道上帝在哪儿出现的频率最高？教堂的座位宽不宽敞？”美国大学却仍坚持雇佣排名顾问，听从他们的建议。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太过权威，让人难以抵抗。
标化考试和大学排名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对标化考试最常见的批判是，SAT有文化或种族偏见，不能预测大学成绩或未来的职业成功，但这不是本文想探讨的。不是说分数和排名在统计方法上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用这两种方式来评判教育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们没能捕捉到一个学生在情感和智力上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多样化的理解和态度。
学者渴望了解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发明家寻求将技术用于实际的目的，活动家努力改革机构并激励公民拥护正义。不同人和学校都对同理心、理解力、智慧和实用性抱有不同的看法，拥有具体教育使命的学校应该吸引特定的学生。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人类体验一样是多面性的，而数字是很难衡量和评判这种理解方式下的教育的。
当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在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竞争就变得异常集中，不论是学校还是学生追求的结果变得过于同质化。即便我们质疑SAT考试的合理性，分数让我们认同拿最高分的人就是学霸。即便学者、发明家和活动家的价值观不同，拿到哈佛Offer的那一刻还是不由自主“真香”起来。
GPA、SAT和排名的介入模糊了教育的多样性，创造了科学统计方法的假象，为无情的等级制度提供理由。改进测试和排名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服务的竞争等级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社会和经济秩序为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提供巨大的劳动报酬时，成绩优异的学生被迫困在无情的竞争中，以获得毫无意义的优势。那些把培训重点放在追求竞争优势上的学校背叛了学术理想。工具主义扼杀了曾经充满活力的知识传统，尤其在人文学科方面。
要想真正解决大学的问题，我们应该减少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虽然以学校一己之力没法解决整个社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顶尖大学不应该只是多录取一些贫困学生，它们应该通过“去精英化”来证明教育的核心价值。
我建议这些学校应该将招生人数增加一倍甚至两倍，并推崇录取多样化，否则学校就要失去它的免税权。这样能够抑制招生和排名的竞争，通过增加毕业生的供应来减少“精英学位”的竞争价值。
如果财富和地位不取决于人们去哪里上学，如果学生仅凭自身兴趣来选专业，也许学校就能放弃对排名的竞争，从资源分配的负担中解脱，拥抱多元的教育价值：学术进步、实用智慧或社会正义等等…一旦从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学校兴许就能帮助学生认识并成为更真实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