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985学生自愧比如的三本学生大学四年逆袭之路

本文摘自知乎，原问题：三本学生怎么做才能在就业时不输重本生？补充：武汉某三本大一在校生一枚。学校不好，现在毕业季，我观察学长学姐绝大部分都找不到工作或工作很差。而同城市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很容易就能获得不错的offer，还有些能拿到年薪十几万的。我还有三年毕业，如何利用这三年时间，去缩小与重点大学学生间的差距。感谢！

以下是让很多985学生都自愧比如的三本学生韩雪枫大学四年逆袭之路，来看韩雪枫本人的自述：

1.

2011年，当我拖着行李箱来到我的大学——武昌理工学院时，我对未来感到茫然。

这是一个俗称“三本”的民办院校。当下的果都是往日种下的因，这是高中不好好学习必然要付出代价。读三本的代价直白点说，就是找工作时，别人已经接到了笔试通知，而你的简历早被人扔进了垃圾桶。

无需抱怨，HR需要考虑效率。我理解这套规则，但我还是不想被人扔到垃圾桶。

2.

不想被扔垃圾桶，必须早作准备。

我选择了一个大一新生最容易想到的“锻炼”，加入学生会。蒋方舟曾写过一篇《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的文章，她指出了官本位文化向校园渗透的怪现象。必须承认，蒋方舟看得很准。我在学生会里幸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做到了顶端。虽然我同意蒋方舟，可我还是感激学生会，它将我从一个懵懂的高中生毕业调教成了一个熟悉规则的人。

大一暑假，作为学生会的一员，我获得了第一个实践机会，参加团湖北省委和联通公司共同主办的“青春在沃”见习。

这个见习活动就是地面销售联通的产品。七月的武汉，太阳毒到可以把人晒化。但我就在武汉的太阳下，走街串巷，到社区、到工地去推销联通的电话卡和宽带。那段日子，我被工头赶，被保安骂，做得我绝望。我当时偏执地认为，三本学生很难找到好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一定会是这种最苦最累的。

我不甘心，但我还是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大二，我是学生会新媒体宣传的负责人。当时我管理着学生会的官方微博，既然负责微博，当然就要懂微博，我于是开始在网上寻找运营微博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新浪微博湖北省校园渠道团队开始招人。当时我抱着到官方团队学运营的想法，投了简历。他们也许觉得我在校内有资源，竟然让我通过了。

加入微博团队后，我开始组建自己的校园团队。事情的结果是，微博在我们学校占有率大幅提升，而且有活动必有新浪的微博墙。我自己对新媒体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那开始只有几百粉丝的学生会微博，有多条微博被数万次转发。在雅安地震后，为了避免贫困生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们通过微博向全国高校发出的“不组织班级捐款”的倡议，得到了近百高校响应。

新浪给的薪水开始能cover住我的生活费，学生会的职务也在提升。我和朋友创办的贴吧“山雨欲来风满楼”也成为在湖北省高中生群体中最受欢迎的贴吧。一切都在好起来。

那时我还加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创业团队，那个团队的产品能让用户“傻瓜式”制作自己的APP。不幸的是，那正是微信强势崛起，APP衰落的时候，产品不可避免的死了。

不过通过微博，我开始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机会。天地开始变得宽广，我一度将自己的职业规划设定为进入互联网行业。

但马上，刚刚开始膨胀的我就被现实扇了一巴掌。

那时是2013年的5月，我的大二将在一个多月后结束，我开始谋划暑期实习。我当时认为自己应该能胜任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岗位，于是向数十家公司投了简历。漫长的等待后，所有期待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家公司回复了我的邮件。邮件里他们先是感谢我的信任，然后礼貌地写道，“您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我们的实习岗位优先考虑211高校的学生。”

我又进了垃圾桶。

3.

改变发生在2013年6月。那时，湖北省荆门市下辖的钟祥市，发生了高考后数百考生围攻监考老师的事件。事发后，当地政府在通稿里说，考生围堵老师是因为考试没考好，发泄情绪。

我对这个结论感到不可思议。我也是参加过高考的人，我无法想象，几百考生会因为没考好这样荒谬的理由去围攻监考老师。随后我带着疑问，找到了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朋友告诉我，发生围堵事件的真实原因其实是，荆门市首次实行异地老师监考，很多考生无法进行高考舞弊，考生及家长情绪失控。

随后，我又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些当地人了解情况，发现那个朋友说的基本属实。一个当地人更透露，高考第一天就有监考老师因为没收了考生的作弊器材，而被考生家长殴打。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发了一条微博。很快这条微博就获得了几千转发，很多记者通过微博联系我。我向他们提供了我所知道的信息，随后还跟着央视焦点访谈去了荆门进行调查。当时几乎所有报道此事的媒体，都得到了我的帮助，因此我也认识了一批调查记者。

六月底，大二结束放暑假，当时我正好没事儿，加之小时候也做过记者梦，就找到了刚认识的新京报记者萧辉，试着向她提出了去实习的请求，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于是，七月初我去了北京。

4.

刚到北京时我几乎不认识任何人，也找不到师兄师姐。在报社，其他实习生可以轻易找到校友。他们校友的数量可以轻易组成几只足球队——仅我所在的深度报道部，北大的毕业生就有两位。

我只能靠自己。

刚去的我连什么是“报题”都不知道，消息也写得磕磕巴巴。晚上躺在除了小单人床连凳子都放不下的隔断间里，我开始思考对策。

我用了一个蠢办法，背和抄。我找来许多消息和深度报道，一篇篇研读，遇到好的消息，我就背下来，碰到优秀的深度稿，我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敲一遍。一个星期下来，我背了几十篇消息，深度稿也抄了好几篇。也许是拜从小看书读报的带来的积淀所赐，我开始找到感觉。第一次看到“韩雪枫”三个字被印上报纸时，那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

但新闻的核心从来就不是写作。我在新京报参与的第一个大稿件是湖南临武瓜农事件。这时候学生会的工作经验帮助了我，我较为了解体制内官员的想法。在事发的第二天，我通过电话突破了临武当地的一名官员，独家获得了涉事城管队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他们作案后的一些细节。

这次成功的突破让我得到了几名记者的欣赏，慢慢我手头的稿件多了起来。在实习满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参与了“陕西医生贩婴”、“气功大师王林”等近30篇稿件的采写。有一个实习时的八卦，“瓜农事件”时，我搜到了一篇临武城管涉事大队在事发前两周发的“与小贩心连心”的自吹稿件，然后我将它发到了微博上。结果被环球时报微博转去并配上了“药店碧莲”的评论，倒是捧红了“药店碧莲”这个词。